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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道宇王洋:12年打造中国版民营星链发布日期:2025-09-28 浏览次数:

  

时空道宇王洋:12年打造中国版民营星链

  2025年9月24日,吉利星座第六个轨道面,在山东日照附近海域,以一箭12星方式成功发射,这是两个月内连续第三次组网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自2022年至2025年,时空道宇通过连续六次成功发射,顺利完成星座一期组网部署。

  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第一辆汽车时,这还是一个需要专门司机伺候的“贵族玩具”。22年后,亨利·福特用T型车和流水线彻底改写了游戏规则——汽车价格从850美元骤降至260美元,相当于一名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福特虽然不是汽车发明者,但他让汽车成为了“每个美国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交通工具”。

  1903年,当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海滩上,金年会摇摇晃晃地起飞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这项技术会在半个多世纪后,改变世界空中的运行方式。那时的航空还是冒险家的游戏,一次短途飞行的票价相当于普通人数月的工资。直到1958年波音707横空出世,用喷气式发动机和规模化生产,将航空旅行从精英专属变成了大众消费,这才真正开启了全民空中旅行的序幕。

  1991年,蒂姆·伯纳斯-李发明万维网时,这还只是学术界的前沿玩具。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在线(AOL)等ISP厂商,用拨号上网和包月制将互联网推向千家万户,才催生了后来的谷歌、亚马逊和腾讯。技术的民主化进程从来如此:先由天才发明,再由商人量产,最后才由大众受益。

  而一项技术的发明,当它具备普适价值时,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正如,今年9月,国内商业航天公司时空道宇,连续发射三次三个轨道面的卫星,完成了吉利星座一期工程的卫星组网,也意味着“卫星”这个曾经存在于少部分组织的“国之重器”,也可以成为普通人直接受益的“民之常器”。

  少有人知的是,这位80后CEO,在过去十年里,撬动了一个曾经完全由国家主导的行业,低轨通信星座从系统工程复杂度角度往往需要举国家行业之力才能够完成,更何况中国卫星通信史上此前没有一个低轨通信星座。他从国家航天体制出走,把卫星从“国家重器”变成“商业产品”,把通信从地面搬上星空,把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中的场景,变为现实。

  有人说他是“中国商业航天的拓荒者”,也有人称他为“卫星界的任正非”,但王洋自己更愿意定义为——“一位相信技术理应普惠的工程师”,这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卫星技术平权,是一种具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

  而他的故事,始于华为、长于中科院、成于时空道宇;而他创立的公司,依托民企,长于市场,却志在太空。他的星座,铺在低轨,织成星网,连在汽车,围成生态,却通向未来世界的你、我、他。

  2004年,中国商业世界正处于“黄金时代”的开端,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无可撼动。从纺织品、玩具到消费电子产品,“中国制造”遍布全球。

  而互联网也处于泡沫破灭后的恢复阶段,行业逐渐走向务实与盈利阶段。这一年,刚从学校毕业的王洋,并没有追逐这波互联网热潮,而是选择了当时身陷自主创新桎梏、行业在任正非看来是寒冬的2004年的华为。

  在华为的岁月里,王洋见证了通信行业从2G到3G的变革,也亲身体会到先进技术商业化的魅力,深刻意识到技术普惠的价值,也笃信“技术不应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服务最广泛的人群”的理念,而这将成为他日后创业的底层逻辑。

  王洋的这个理念,也非常契合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阐述的一个基本经济规律:商业的本质不是给女王提供精彩绝伦的丝袜,而是使纺织女工也买得起丝袜。

  2008年,王洋进入中科院上海微小卫星工程中心。在这里,他从型号的星务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开始,每天coding的日子经历了三年多。从空间段的卫星整星,到地面段的测试系统,到卫星AIT环节,所有研发项目都完整经历了0到1的过程。这段经历,他至今依然是感到自豪的,因为,他和团队参与的任务无一失败。他也很感恩,对航天系统工程客观的认知能力也是那些天在航天国家队无数个日日夜夜磨砺出来的。正因如此,后来在管理民营企业建设星座时,才可以应对复杂度极高的系统工程,否则几乎无从谈起。他几乎干遍了每一个喜欢的工种,自己也从工程师、项目经理、国企管理者一路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受到体制内的局限性。

  “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天,却很难让卫星技术真正服务大众。”这种感受让他意识到,正如《创新者的窘境》中所描述的那样,有时候最大的障碍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固有的组织模式和思维定式。

  其实,王洋早在多年前就预判,基于微小卫星的低轨卫星通信是通信和航天必然要走的路。恰逢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发展商业航天,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这场创业浪潮,开始布局卫星通信领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商业航天公司——欧科微。

  四年后,“嘉定一号”成功入轨。那是一颗不足100公斤的微小卫星,核心单机几乎全部自研,却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从0到1的突破,也更加坚定了王洋创业的初心。

  2018年4月,王洋出任上海格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并兼任其母公司上海中科辰新卫星技术公司总经理,当时的重点有两件事情,一个从0到1建立卫星的量产能力,一个从0到1建立适用商业卫星的上游供应链体系,这些也和后来被称作G60的那个星座有关。

  李书福曾经在八年前表示:在扎根一个地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放眼浩瀚的宇宙,那里有无数个星球。人类应该以更加大胆和科学的态度,不断探索与加快开发太空世界与宇宙未来。

  因此,也催生了时空道宇——一家罕见地同时融合了“航天基因”、“汽车基因”和“通信基因”的公司。王洋任CEO兼首席科学家,双方成立合资公司。从此,他的战场从实验室转向市场,从国家任务转向商业场景。

  回顾两次创业,他总结到:我常想,一代航天人有一代航天人的使命。创业中最难忘的,就是团队一直在增加重要的人,一直在壮大,这个过程还是让我很振奋的。我们不是最大的团队,但可能是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经验最丰富的团队。

  这支“梦之队”的18位创始成员中,14人是工程师,平均拥有15年航天领域经验。他们参与过中国上百个重要卫星型号中的40个,包括北斗二期/三期、遥感三十号、风云系列气象卫星等国家级工程。CTO是北斗三号卫星载荷负责人,嘉定一号的总师,总工程师是上海微小卫星遥感型号总师,当时最多的就是卫星总指挥、副总指挥、总师、副总师。

  团队建设上,王洋推行“双轨制”:一方面保留航天系统严谨的工程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引入互联网企业的敏捷开发模式。新入职的00后工程师,第一年就能够完整参与一个卫星项目周期,这在传统航天体系内是不可想象的。

  王洋认为,最好的创新往往发生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因此,他特别注重“跨界融合”,团队中不仅有航天专家,还有来自汽车、通信、互联网等行业的人才。这种多元背景带来独特的创新氛围:卫星设计师和汽车工程师一起讨论,如何将天线嵌入汽车玻璃,通信专家和物流专家一起优化物联网终端的功耗方案。

  如今,时空道宇团队已经扩张到500余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70%,博士和硕士比例达到45%。这支团队支撑着公司从卫星设计、制造到应用落地的全产业链能力,成为中国商业航天领域最具竞争力的技术力量。

  用王洋的话来说,时空道宇不是资金最雄厚的,但一定是最懂如何将航天技术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团队。

  在人才培育方面,王洋创新性地提出了“航天少年计划”。一方面通过管培生项目培养“新血”,另一方面大力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并积极融入产学研合作及行业人才培养生态。其对商业化能力、跨界融合和青年力量的强调,体现了商业航天公司与传统航天的不同人才观。

  王洋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多层次、跨领域、重实践的人才体系,以支撑其全球领先AICT基础设施和应用方案提供商的愿景。

  在王洋看来,中国商业航天与SpaceX等国际巨头的差距,不在技术,而在工程化和量产能力。

  2021年,时空道宇在台州建成中国首个卫星超级工厂,引入汽车行业的脉动式生产线及多项吉利关键核心专利,目标是“日产一颗卫星”。这条产线不仅解决产能问题,更关键的是把卫星制造成本拉低一个数量级。工厂采用柔性生产线,可以同时生产多种型号的卫星,第一次在卫星制造产业看到真正量产的能力。

  量产化的第一个突破是标准化。传统卫星多为定制化生产,每颗都是“孤品”。时空道宇将卫星分解为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组合成不同型号。这让他们能够同时生产通信、导航、遥感等多种功能的卫星,且成本降低45%。

  第二个突破是自动化。卫星测试原本依赖大量人工操作,耗时长且一致性难保证。王洋团队创新性地实现了卫星量产AIT(总装集成测试),将卫星的制造周期压缩到28天,建立了卫星行业的质量追溯系统,每颗卫星的每个部件都可以追溯到生产班组和质检人员。这种汽车行业的质量管理方法,彻底改变了航天制造的传统模式。

  第三个突破是供应链整合。王洋带领团队,早在2014年就开始全栈自研“嘉定一号”的星上载荷和所有平台电子学单机,并在遥感三十号星座完成国内首次量产测传单机批量交付及北斗星上RDSS载荷交付,在设计阶段将昂贵的宇航级元器件大批量改为车规级这种足以颠覆传统航天产业链的尝试,在王洋团队过去十年几百台自研单机在轨高可靠运营中已经成为现实,进而使低成本、高可靠、批量交付的卫星已经成为现实。

  这种设计模块化、生产自动化、金年会测试标准化、管理数字化的体系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型。在王洋看来,他不是在做一颗两颗卫星,而是在构建一个能够持续产生现金流的商业航天工程系统。

  目前,时空道宇已经具备50公斤到吨级卫星的全程自研能力,核心单机全部自研。它的量产能力不仅体现在卫星上,更延伸至终端产品。

  时空道宇自主研发的卫星物联网终端具备小型化、低功耗、嵌入式设计等特点,适合在各类设备与行业场景中灵活部署。这种“高可靠性+成本可控”的技术与产业链,让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的组网成本大幅下降,也吸引了智能出行、海洋渔业、工程机械、低空出行等领域的跨界玩家入局。

  像20世纪的福特用流水线让汽车走进千家万户一样,他要用量产的全流程变革让卫星服务千家万户。

  王洋很清楚,商业航天不能只讲星辰大海的故事,得找到一个可以规模化的市场。他选择了汽车,这个占到中国GDP10%的产业,才是卫星落地的最佳土壤。

  2023年9月,极氪001 FR量产车搭载时空道宇的卫星通信终端上市,车主在无地面信号时仍然能够拨打卫星电话、接收告警消息。这意味着,中国车载卫星通信第一次真正走向消费者。

  时空道宇的卫星技术不仅提供基本的通话功能,还可以为辅助驾驶提供高精度定位服务。通过低轨导航增强系统,定位精度能够达到10厘米级,远超传统的GPS系统。这项技术对于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信号覆盖较差的偏远地区。

  这让人想起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经常说的,“如果你的商业模式只能在理想环境下工作,那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2025年7月,时空道宇与曹操出行达成战略合作,为自动驾驶车队提供卫星通信与高精定位服务。这意味着,卫星技术不再只是高端汽车的选配,而是逐步成为出行服务的标准配置。

  王洋曾经表示,智慧出行的未来不止在地面,只有构建天地一体的技术和服务体系,才可以为Robotaxi等新型出行方式提供真正全域覆盖、极致安全的通信与定位保障。

  时空道宇自主建设了低轨卫星地面测运控网,已经在国内建设多个地球站,并在青岛部署全球星座测运控中心。未来还计划在海外国家建设卫星地球站,组建覆盖全球的卫星测运控网。

  这意味着,从卫星研发到制造,从地面控制到终端应用,时空道宇正在构建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王洋特别喜欢用“开源开放生态”这个词来描述时空道宇的战略布局。他说:“我们的生态模式就像早期的Linux、Android系统一样,全栈自研后的全栈开源开放。”这种平台化思维,让时空道宇超越了传统的航天企业模式,更是一家科技平台公司。在这个生态中,卫星是全球战略性基础设施,各种应用服务则是生长在这个基础设施上的增值业务。

  仅星链、一网、柯伊伯星座就已经规划超过5万颗低轨卫星,其中星链在轨卫星数量已经超过8,000颗。王洋领导时空道宇形成了全产业链布局,覆盖从研发、制造到应用各个环节。在星座建设方面,时空道宇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卫星量产、轨道面级部署和自主的星座级测控。

  2023年,时空道宇发布全球首款卫星通信车载一体化玻璃天线,将卫星通信功能完美融入汽车天窗玻璃。这项突破让国际同行震惊,中国企业在卫星通信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

  核心技术自主化是王洋始终坚持的原则。“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必须自己掌握。”

  时空道宇自主研发了星载计算机、导航增强载荷、星间链路等关键部件,累计获得数百项专利。

  最让王洋自豪的是,星地一体化系统能力。从卫星设计、制造、发射到运营,他们实现了全链路自主可控。这套系统将为全球2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通信成功率高达100%,远超星链初期约95%的测试结果。

  “中国商业航天不仅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更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王洋表示,“我们要用自主创新打破国际垄断,让中国技术服务全球市场。”

  他正在推动时空道宇的全球化布局。目前,时空道宇已经与中东、非洲、东南亚及中亚、拉美等地区的运营商达成深度合作,共同推进卫星应用服务全球化发展。同时,吉利星座将为上合组织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卫星应用数据服务,开展多式联运、海上能源、应急救灾等领域的实时协作。

  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5G的覆盖和6G的愿景时,王洋已经通过一箭多星搭建通往未来的战略性基础设施。2025年,吉利星座完成一期组网,时空道宇在轨卫星数量达64颗。它们不仅服务自动驾驶、智慧物流、海洋渔业,更将成为6G时代“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

  王洋预测,6G时代70%的通信将由卫星承载。没有低轨星座的6G,是不完整的。但他也清醒地知道,商业航天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需要的是生态,是合作,是开放。正如他正在推动的“星座全栈开源计划”——未来,任何开发者都可以像调用安卓API一样,调用卫星能力开发应用。

  总有一天,人们不会觉得卫星是个遥远的东西,它就像今天的5G基站一样,是底层而自然的存在。或许到那时,回看王洋这十二年,人们才会明白:他从来不是在追风口,而是在等一场大雾散去;他布的从来不是星座,而是一场横跨天地、纵贯十年的棋局。

  面对未来,王洋还有一个大胆构想:当8G时代来临,人类迈向星际移民时代,届时从蓝色星球到火星的一路上,都将会有卫星网络信号覆盖。

  正如《基业长青》中所说,愿景型公司不需要创建于伟大的创意之下,也不需要创建于有魅力的伟大领袖之下,更不需要创建于优秀的产品概念之下。愿景型公司创建时可能没有任何这些因素,但是它们都有一颗跳动的心脏——核心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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